灵隐寺的艺术珍品：
明代董其昌所书《金刚经》册页
这是一件有很高艺术价值的珍品。该册页起首两页是乾隆御题“香光法宝”、“永镇云栖”。此本册页原是云栖寺的藏品，其上钤盖有“云栖常住法宝”方形印，后归灵隐寺所有。通过董其昌的题跋可知此册书于万历二十年（1592年），是为荐亡父母而捐给云栖寺莲池和尚的。字迹工整隽秀，应当属于董其昌比较早年的作品。董其昌跋后还有崇祯己卯（1639年）冯大淑观跋；以及乾隆皇帝于辛未年（1751年）到云栖寺观赏此册页所作题识。丁丑年（1757年）乾隆又到云栖寺再观此册，又题诗四首并识年款。
明代水陆画
水陆画是水陆法会不可或缺的圣物之一。灵隐寺这批水陆画中的两幅题有“崇祯十三年”款。描绘的内容有如来像、文殊菩萨像，普贤菩萨像、地藏菩萨像、诸阿罗汉像、天龙八部众及金刚力士像，等等。有的还题有供养人姓名及诸佛菩萨罗汉名号等。佛菩萨造像端庄典雅，绘画技法高妙，设色古雅；绢素既有典型的明代粗绢，也有几幅质地格外精细的。各幅保存均基本完好。
22幅明代菩提叶《庄严三宝图》
其描绘对象包括诸佛菩萨罗汉，如释迦牟尼佛、文殊菩萨、普贤菩萨、观音菩萨、达摩祖师以及力士金刚等；故事内容为佛教典故，如洗象、伏虎、降魔、证果、面壁参禅、一苇渡江等。
画作笔墨生动，设色古雅。绘画材料为菩提树叶。菩提树是一种桑科高大乔木，传说中释迦牟尼在菩提树下成佛，于是佛教中便将菩提树视作圣树，也是印度的“国树”，菩提树的叶子是很珍贵的。中国原来并没有菩提树，它最初是随着佛教的传入而被引进的。据史籍记载，梁武帝天监元年（公元502年），僧人智药三藏大师从西竺国（印度）带回菩提树，并亲手种植于广州王园寺（后来该寺改名为光孝寺）。菩提叶呈心形，平整而光洁，叶脉纹理精美。
明代弘治四年金书《佛顶心大陀罗尼经》
这件作品也是弥足珍贵的。在乌金纸册页上以金粉书写经文，经文上方则是插图，描绘有各种佛教故事。书写与绘画都十分娴熟精美。
董建中《花鸟图》
董建中，清初人，字正度，松江人。董其昌裔孙。山水师董源，花卉宗黄筌。曾以国子生考授中同知。清圣祖南巡，以所绘蟠桃图进呈，旋命画扇称旨，授湖北荆门知州。《娄县志》、《读画辑略》都记载有他的事迹。这一幅花鸟画画法更接近周之冕和陈淳的画法，也杂有一些恽南田的风格，虽然不像记载中所说的学习黄筌，但由于他是董其昌的后人，这件作品也是值得注意的。
贯休《十六罗汉图》
《十六罗汉图》原石在今杭州碑林，灵隐寺共有两套拓片。这对研究宗教和石刻艺术具有一定价值。
另外如乾隆行楷书“雅宜清致”、康有为书法、吴昌硕书法绘画、马一浮书法、李叔同书法、章太炎书法、潘天寿绘画、谢稚柳书画、沙孟海书法、谭建丞书法、绘画等以及大量拓片等等都是弥足珍贵的作品。还有一些作品，如（传）宋人赵伯驹《人物山水图》、（传）元人赵孟頫《狩猎图》、（传）明文征明隶书、（传）明人董其昌行书诗等等，经鉴定系伪作，但对研究书画作伪也有一定价值。
敦煌石室藏唐人书《摩诃般若波罗蜜多经》
中最古的一件。通过端庄严谨而又精熟优美的书法字迹，我们仍然能够感觉到佛法的庄严威仪和抄经手娴熟的书写技巧。这卷写经纸张经黄檗染制，历1000余年而依然坚韧完好、轻盈光洁，未受虫蛀。“这是目前所发现的灵隐寺所藏经卷中最古老的一件。在它身上，1000多年的岁月却好像没有痕迹地如云烟一般过去了。俗话说，纸寿千年，但这件作品历经1400多年的历史，至今还完好无损，极其难得。”鉴定中心顾问任道斌告诉记者。同时，这件“好东西”的历史可能还要往前推进一个朝代——“这个手卷一直被认为是唐代的，但应该够得上隋朝。”鉴定中心主任吴敢博士告诉记者，“唐人写经一般是成熟正规的楷书，但这个手卷其中很多字的波磔依然保留了很强的隶意，所以看起来更接近于隋代的风格。”
从经卷上的文字记录来看，它来自于上世纪轰动世界的重大考古发现——敦煌藏经洞。据浙江省博物馆有关专家介绍，由于气候干燥等原因，敦煌藏经洞经卷保存的时间都特别长，最早可到西晋时期。灵隐寺的这个手卷原是晚清诸暨人陈季侃的藏品，他在甘肃为官时，购藏了不少敦煌藏经洞的经卷。陈季侃癸未年（1943年）的题跋，讲述了这卷写经的由来与价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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